这种自我认知也不能说错，他们的确最有潜力在将来成为各行各业最的领军人才，但要看是在哪种语境体系和社会背景下。
第一种语境体系，就是华真行所期望的。
他们拥有最出色的智力素质，因此又受到了最优秀的教育培训，当然有潜力成为各行各业的最出色人才，以此获得人生成就，进而以成就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
这包括收入待遇以及各方面的尊重与认可。
那么一个成熟、高效、公平的社会，就应该提供能让他们展现才华、实现抱负、获得成就的空间，这是一整套的社会运行规则。
第二种语境体系，就是去思考一个问题，自己这么优秀的精英人才，怎么才能卖个更好的价钱、卖给谁？
有时候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规则就是这么建立的。
有时候它也是个人问题，因为他希望社会规则是这样的。
默认这个世界就应该是个等级社会，或者期待它是个等级社会，社会精英应该向更高等阶层出卖智慧和能力，以取得最佳的回报。
那么这一类人的群体意识，就是尽量追求挤身于这个世界上等阶层。而已经处于社会最上层那一部分人的群体的意识，就是保持与固化等级秩序。
在设定好的规则仪程内，它与个人的修养及才华无关。
就像黑帮是否有好人的命题，夏尔或许能成为一个有才华的好人，但假如他只能混大头帮的话，永远也打破不了结构性的宿命。
这两种语境下，所谓精英人才的心理预期，乍看起来像是在说一回事，其实迥然有异。
从个人角度，意识最底层的价值观完全不同；从社会角度，不同的规则体系下，所导致的社会演进结局完全不同。
牛以平已经在这所大学里待了二十多年了，他对此的体会比华真行要深刻得多。
春华的毕业生，出国的比例非常高，有人是毕业后直接出国，有人是工作几年后找机会出国，还有人是出国去读研然后争取留下。
按说这对华真行来说是个好消息，但那些人首选的目的地是米国，其次也是发达国家，留在东国可能都觉得屈才了，进而有种为国屈身的道德优越感。
这是一道选择题，至于几里国则根本不在选项中。
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春华毕业生出国留学的比例在下降。而且另一方面，已经出国留学的春华毕业生，尤其是在米国的留学生，毕业后的归国比例在不断上升。
客观上来讲，这是一个好现象。
但牛以平还告诉了华真行另一个数据，在米国的春华留学生毕业后申请工作签证的比例也超过八成，但近年来其中大部分人没有获得批准。
至于赴米留学的比例下降，也是因为米国方面对东国理工类学科留学生加大了限制。发生这一切的背景，其实是东美地位关系的变化，以及复杂国际形势。
随着米国的相对衰落以及东国的持续发展，米国将东国视为自身世界霸权地位的头号挑战者，展开了全方位的围堵和遏制。
米国所使用的手段包括贸易战、舆论战、金融战、军事围堵、科技封锁等等，中间还受到始料未及的世界性疫情影响。
所以东国赴米留学生比例在下降，已出国归国留学生的比例在上升。
生活在米国及其同盟国家的东国裔侨民，还受到了系统性的、有预谋的歧视和压制，包括舆论上的污名化，甚至时不时被打个闷棍、挨个冷枪啥的。
华真行是刚入学的大一新生，他入学时的大背景已然如此。
但是在春华校园里，还有不少学长经历了这个过程，他们对东米之间的关系变化是持反感与失望态度的，因为自己赴美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被压缩了。
怎么办？要么另辟蹊径，去更容易去的发达国家发展，要么就在国内当精英阶层吧！
华真行在春华大学内多少感受到了这种氛围，而曼曼所在的平京大学，这等氛围则更加浓厚。
这也不能说是价值观教育的失败，因为春华、平京大学的成立，早在新东国成立之前，其价值观导向当初就是如此，现在的情况还比过去好了很多呢！
对于想挖校友去几里国这件事，华真行有时自己都觉得惭愧。
仅仅是春华和平京这两所顶尖大学，东国每年的经费投入折合米金就达到了一百亿。而几里国去年的财政总收入还不到二十亿米金，这还是已解放三年的新几里国。
几里国以举国之力，哪怕别的什么事都不干，也远远养不起这两所大学中的任何一所。
华真行去年通过约高乐卖了一千一百盒春容丹，收入折合三十多亿米金，超过了几里国的财政总收入，但也养不起一所春华。
华真行这三十亿米金，是欢想实业的收入，可以计入几里国的gdp，但与国家财政收入还是两回事。
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年财政收入其实都不超过一百亿米金。
现代世界高等教育的昂贵程度以及资源集中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对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小国而言，想创办春华、平大这样的高校是想都不要想。
这仅仅还是大学阶段的国家层面的教育投入，假如将这些学生的家庭投入、从出生后到小学、中学、高中阶段的综合社会资源投入，那更是一个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