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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十年征永历九年的钱粮，这放哪朝都是件稀罕的事，但听有提前征若干年后的，没听说有征从前的。
周士相偏偏这样做了，但他的目的并不是真的在香山来一次刮地皮，而是要借这个理由把那些隐藏人口全部挖出来。
廖瑞祥接手新会县衙时，衙中六房的吏员大多没有跑，反而聚在一起将县里的大小公文、核档文案尽数保管好等侯新县官接手。吏员们此举也是常态，无论明官来还是清官来，都需要这些吏员协助，否则县里的公事官员们都是两眼抹黑，什么都不知道。有这些地头蛇帮忙，新接任的官员可以很快将衙门运转起来，而这些吏员也能够继续留任保住饭碗。正所谓宾主尽欢，何乐而不为。
有前番在新会的短暂知县生涯，更有曾为某知县师爷的经历，廖瑞祥对于衙门吏员的道道也是熟知，奏禀周士相后将他们都留任了下来。
接手县衙后的第一件事，廖瑞祥便是叫吏员们将香山黄册从库房中取出，然后按各坊都一一清查在册丁口，最后报给周士相的数字是香山共有7600户，总人丁49000人，其中丁口25800人。
这份黄册是永历七年，也就是顺治十一年的时候香山县造册的，而顺治三年绍武政权在广州成立时，当年香山造册的总人丁是126000余，丁口53000人。
前后相隔八年，香山人口锐减一半。这还是得益于香山本就是人烟稠密之地，土地又极其肥沃，更有水乡便利条件，与之相对的罗定、高州、廉州、肇庆等地却是有很多县只余千把人口，很多乡里都是渺无人烟。
两万多丁口按大明律都是要缴皇粮的，香山地册统计的田亩数将近40余万顷，也就是说单纯以帐面数字盘算，香山的成年丁口每人应该能种近20亩地。但事实是香山这400多万亩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中，只有一半的田地掌握在普通百姓手中。而各乡公所报上来的情况又显示，当地百姓有近三分之一都是没有自己土地，专以租种地主家土地为生的佃户。
土地是这个时代百姓的命根子，也是维持任何一个政权的根本所在。周士相精力有限，不可能学后世伟人般自己做个详细的土地调查报告，所以他只能从这些帐面上的数字来计算自己每年能够从香山得到的钱粮总数。结果算下来的结果是，按一年征收两次，一次夏粮，一次秋粮计，太平军只能从香山农民手中得到10000多石的粮食，换算成斤数，则是100多万斤。
猛一听，100多万斤粮食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堆起来能上天。可摊到太平军每个士兵头上，一人只有100多斤粮食。100多斤粮食如何能养一个士兵一年，还不包括战时额外的补给。士兵都不够吃，更休提安置在各乡的原后营老弱妇孺在夏粮收割前都要无偿供应他们粮食以及粮种。
这么多的土地，却只能得这么点粮食，粮食哪去了？单以土地来算，每年至少也要200多万斤粮食才对。
答案是粮食在那些地主士绅手中，他们掌握了香山大半的土地，在剥削佃户的同时，他们一粒粮食都不用交给官府，因为他们是有特权的士绅！
问题绕来绕去又绕到了地主士绅头上，永乐、长宁等乡已经不存在地主，所以当地的田地全部被当地乡公所拿来分了，龙眼都也好些，乡里的地主跑了一大半，只剩几家在观望形势。其他乡，情况很不好，在乡举人好几十个，原先家中有做过官的更是多达上百家，这些家族一律称之为士绅家族，祖上有很多还是做过大官的。
廖瑞祥不同意拿这些地主士绅开刀，宋襄公也反对，周士相本就无意把名声弄坏，所以他没有杀人夺地的心思，然而他又必须要解决缺粮的问题，所以三人合计后，决定以温和的形式从地主士绅手中把粮食抠出来。
征粮是动作的借口，清查隐藏人口则是逼士绅们就范的第一个手段，而免徭役等配套的政策则是吸引隐藏人口主动登记的诱饵。
所谓隐藏人口实际就是历朝历代的通弊，凡是有举人身份的读书人中了功名后都会得到一系列的政策优待，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免赋税。这个优待政策就使得很多农民因为贪图小利而将自己的田地投充到士绅名下避税，久而久之，这些农民就成了士绅的佃户或直接成为黑户，原本应作为丁口登记入官府纳粮名单的他们就此消失了，随同一起消失的就是无数的土地。
与此同时，有了功名地名的读书人做了官后，同样也会在家乡大肆购并土地，在任时可能吃相还好些，致仕后就变本加厉了。士绅土地不断增加的同时，官府的税入却变得越来越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香山有40多万顷的田地，可太平军只能按册征收不到400万斤的粮食。
不能小看士绅的贪婪，宋襄公说当年嘉靖朝的首辅徐阶在其老家就吞并了二十多万亩土地，香山的士绅虽没出过徐阶这等大人物，但做过尚书的有，侍郎的也有，知府、知县就不计其数了。这些人没一个不给自家置田产的，二百年下来，香山境内还能有一半土地属于普通平民已经是相当难得了。
胡萝卜加大棒把士绅名下的黑户挖出来，就是断了这些士绅的根，没有人替他们种地，他们的田产再多又能如何。为了让这一政策落实到实位，周士相又命各乡驻军以清查清军奸细的名义入村细察，凡登记的都发给新的凭证，没凭证的则一律抓到乡公所看押起来。
突然开到村里的太平军吓坏了那些还在观望风色的黑户们，也吓坏了地主士绅们。七天内，香山县的丁口就增加了9000多人。
把黑户挖出来不让他们再替士绅种地显然不现实，太平军不可能养着他们，所以接下来就是谈判的事。
宋襄公代表周士相和地方上的士绅谈判，最后达成的结果是地主藏下的黑户都要登记造册，并且都要按丁口缴纳钱粮，但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官府允许他们继续租住从前的土地，并从这些田产中收取应缴钱粮。这个土地自然就是属于那些地主和士绅家族的，也就是变相的由地主和士绅们承担了他们所隐下人口的税粮。
这是个变相的士绅一体纳粮制度，也是太平军以高压落实的一条政策。这个政策目前也只能在香山实行，因为太平军对香山有绝对的控制权，换在其他地方是想也不用想的。
另外，香山各乡有田产达到200亩以上的地主和士绅自愿向太平军“输捐”军粮，数量按田亩数逐级递加，最终共“输捐”大米6550石。
迫于太平军的强势，香山境内的地主士绅只能咽下这个苦果，但事情以后的变化却让他们更加愤怒。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青壮劳力从事生产任务，周士相又让新会县衙出台了一个吸引流民的政策，就是但凡迁至香山的流民都可以从香山获得一块田地，面积从三亩到十亩不等。只要流民在这些土地上耕种满五年，这块土地就永远属于他。而在此期间，他只需向官府缴纳田间产出的三分之一即可。
香山哪来的流民？
所有士绅都瞪大眼睛看着乡公所和村公所新张贴的告示，他们都清楚无误的明白官府口中所谓的流民就是指那些被他们藏下的黑户！
黑户们也的确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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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告一段落后，香山县衙、各乡、村公所便将精力主要投放在恢复生产和春耕上面。为了有效利用境内现有生产物资，各乡公所统一组织百姓生产，耕牛、犁耙等重要生产工具更是重点保护。一些乡公所也试验将分散的独户种植转为整合统一耕种。
商业也在逐渐恢复，香山县衙鼓励县中小手工作坊加大生产，各乡设集摆市。从前的苟捐杂税也大多免除，只收取商品市值一定额度的税金。打造生产工具的铁匠坊得到了香山官府的重点扶助，无偿提供资金让他们扩大生产，争取能提供更多的铁器生产工具用于春耕之中。
太平军缴获的牲畜很多，统一饲养负担太多，宋襄公建议不如将牲畜分给各乡交由村民饲养，将来再从他们手中以等价金银购回。一来可以减轻太平军的负担，另外也可以让村民心定下来，融入到太平军中。这个提议得到了周士相认可，指示各乡以后多养猪，村民养的猪越多，太平军除了市价购买，还会有额外赏赐。
因香山境内水系发达，各乡公所也相继按照县衙吩咐组织人手养鸭、养鹅，成立专门的打鱼队，落实县里要求尽可能提高鱼、肉生产的政策指示。
在各项民政事务稍稍走上轨道后，周士相于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在香山县治仁厚坊召集太平军试百户以上军官共商成军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