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称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周作人与鲁迅就“论语派”开展论争。
夏衍称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
拥有数万读者的天津《大公报》特辟“星期论文”专栏，每日由专家、学者、作家执笔，评论世事时局，开全国之先河。胡适撰写《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公开提出“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等要求。随后，胡政之也表示支持，“彼此共同负责”，他出于公心，光明磊落，气度非凡。
3月，沈从文发表《禁书问题》，反对禁书，云“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是“极可惋惜的事情”。
全国各地不顾当局的钳制，形成中国知识界、民间媒体联手争言论自由的强大态势：陈独秀身陷囹圄，东亚图书馆出《独秀文存》第十版两千册，以示抗议；南京《民生报》揭露行政院彭学沛贪污舞弊丑行，令当局甚为尴尬；成舍我发表《停刊经过如此！敬请全国国民公判》，批判当局摧残舆论的罪行；杭州记者公会倡议9月1日为“中国记者节”，得到各地同行的热烈响应。《大公报》曾发表《重庆的滥捕记者案》，借此再提“要求解放言论”的主张，《北平晨报》发表《重庆报界迭遭摧残》，声援被捕记者。
著名报人史量才，在沪杭道上被军统特务暗杀而以身殉报。这之前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民间有一传闻，值得一叙。蒋曰：“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此事，从黄炎培《八十年来》也得到印证。报人史量才有胆魄，死得壮烈。他给我们留下的铮铮誓言是：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
今日重读，仍觉意义仍然深远。
杀戮封不住民意，史量才殉报不到一个月，《北平晨报》《大公报》等二十四家报馆、通讯社联合致电国民党中央，重申开放言论要求。
民国报纸和自由知识分子，傲然面对残暴的统治者，敢于抗争，勇于发声，写就了一部民国言论史。
胡适至京郊西山，凭吊李大钊，见无碑碣，请蒋梦麟补立一碑。不久，又去南京狱中看望陈独秀。劝他不必早出自传，要“放手去写，为后人留一真迹”，陈独秀“颇以为然”。8月，应傅作义将军之请，作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文。碑刻文字由钱玄同书。墓碑刻成，举行典礼。
自1934年始，北平的周作人与上海的鲁迅，就“论语派”开展了一场论争。彼此交锋中，又都有一番良苦用心。胡适在他的生日，12月17日，著《国际危机的逼近》全面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云密布、血腥逼人、无可幸免的观点，并指出中国燕巢危幕，日本全面侵华即将开始，中国作为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必将有残酷的牺牲。
周作人出版《周作人小品文》。老舍写长篇小说《离婚》。沈从文创作小说《边城》《过岭者》，散文《湘行散记》。朱自清出版散文集《你我》和《欧游杂记》。冰心发表小说《冬儿姑娘》《相片》。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红极一时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小说，相对来说，是有些沉寂和萧索的，但通俗小说却一枝独秀。上海和北平出现了通俗小说热潮，这是当时文坛独特的文学风景。
通俗小说兴起于清末民初，是应城市市民的阅读需求而生的。抑或说，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旧的正统的封建文学受到冲击而日渐衰亡，通俗文学凭借现代化都市纷纷出现、报纸杂志等现代媒体迅速发达的契机，得到广泛的流传。
有趣的是，新文学运动兴起，原本是反对通俗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文学研究会成立伊始，开宗明义，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倾向。根本不能苟同和容忍以追求文学的娱乐消遣作用的通俗小说存在的。文学研究会和后来的革命作家及左联，一直将通俗文学当作新文学的对立面，加以讨伐。他们对缺少组织，也无明确纲领和系统理论主张的通俗文学作家冠以“鸳鸯蝴蝶派”之名，加以嘲讽。但让他们没料到的是，顺应时代、顺应城市市民需求的通俗文学，非但没有被他们打压而萧条，反而蓬勃发展，与他们所谓“革命文学”的寂寥形成巨大反差。
批评所谓“鸳鸯蝴蝶派”的那些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文学，起码排斥文学的娱乐功能，就非常不专业。他们并未深入研究，所谓“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早已渐渐从才子佳人的窠臼里挣脱出来，注入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在革命作家把“革命”生硬地塞进小说和诗歌中而违背文学规律的时候，通俗小说家却从不同侧面，带着各自的人生经验，将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呈现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畸形生活、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的广阔的社会图景。革命小说，概念化压制了广阔的生活，英雄化扼杀了鲜活的性格，这些作品大多在作家间传阅，除少数作品外，广大读者鲜有问津者。遂有左联的骨干丁玲，清醒地提出向“鸳鸯蝴蝶派”取经的倡议。
在《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一书中，笔者已对“鸳鸯蝴蝶派”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
这里介绍北方的言情小说家张恨水。
张恨水（1895—1967），曾名芳贵，学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六岁蒙学，入当地塾馆就读。十一岁读《残唐演义》，爱不释手，遂又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其《写作生涯回忆》中介绍，十三四岁，即从《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的文本及其批注上，读“懂了许多典故”，“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后来，进新学校，仍嗜好文学，日夜读小说，而且依然“爱读风花雪月式的词章”，并从《庄子》《西厢记》中“学会了许多腾挪闪跌的文法”；还由《儒林外史》对诸人物的描写中，领会到讽刺手法的运用。此外，他还爱读林纾译的域外小说，赏识其中中国小说鲜有的心理描写。十七岁以前，读《花月痕》《桃花扇》《燕子笺》《长生殿》等小说传奇和戏剧时，陶醉于其中诗词小品及精彩的篇目。
1912年秋，其父病故，家道中落，随母和五个兄弟姐妹返回老家安徽。辍学的苦闷，迫使张恨水不能再潜心阅读。次年，考入孙中山设在苏州的“蒙藏垦殖学校”，因经费不足，学校常常被迫停课。这使他有机会写诗填词，借以宣泄自己的苦闷。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时尚的笔名“愁花恨水生”。
1914年秋，他离开苏州，以才学在汉口谋得为一家小报写补白的营生，其时仅十九岁。始用恨水笔名。恨水，缘于南唐李后主的词《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读后，彻悟人生苦短，时光珍贵，遂取“恨水”二字。后因名声太大，人们早已忘却他的本名，只记住天下都知道的笔名恨水。
这个阶段，可以用张恨水自己的话来概括：
我是两重人格。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曲，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这两种人格的溶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不过那时“礼拜六”还没有发生，我也没有写作。虽然我没有正式作过“礼拜六派”的文章，也没有赶上那个集团，可是后来人家说我是“礼拜六派”的文人，也并不算十分冤枉。因为我没有开始写作之前，我已造成这样一个坯子。
“礼拜六派”作为文学流派，是指在《礼拜六》杂志上发表作品，都信奉“得休暇而读小说”的宗旨，又能代表这些作家共同的创作态度的一群作家。《礼拜六》杂志创刊于1914年6月，由王纯根主编，后一度停刊，1921年3月复刊，改由周瘦鹃主编，至1923年2月终刊。此刊存在时间长，围绕在它周围的作家又多，影响也大，所以“礼拜六派”成了这类通俗小说的通用称呼。
张恨水在苏州求学期间，是“礼拜六派”书刊的热心读者。常常浸漫于这类小说之中，为了摆脱家道中落带来的穷愁和苦闷，他便按此派作家写作故事的路数，学写短篇小说。一为文言之《旧新娘》，一为白话文《梅花劫》，寄给《小说月报》。小说虽未被选用，却接到主编恽铁樵的亲笔信，让他大喜过望。信中，主编对习作有肯定之评语，让他备受鼓舞。垦殖学校解散，张恨水只好回乡。在失学的寂寞苦闷中，他创作了长篇白话章回体小说《青衫泪》。
1918年3月，张恨水出任芜湖《皖江日报》总编辑，其处女作文言中篇小说《紫玉成烟》连载于该报。不久，他的白话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也连载于该报副刊，在芜湖已小得文名。
接着，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又相继连载了张恨水的短篇小说《真假宝玉》和中篇章回体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从小说的题目上，即可看出他沿袭了旧式言情小说的风格，艺术上幼稚粗陋，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声誉。
《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虽艺术上苍白，但影射讽刺了军阀祸国殃民，批评了当时流行的黑幕小说，既显示了作者的正义感，又表现出作者反对恶俗趣味的审美观念。随后发表的中篇章回体小说《皖江潮》，写的是安徽自治运动，谴责地方军阀的丑恶，因而被芜湖学校学生改成话剧公演。
1924年，北方仍是军阀的王道乐土。大小军阀混战，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之战，让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各党派在北平加强舆论宣传，国民党办《民国日报》，胡政之办《国闻周报》，“国家主义派”办《醒狮周报》，共产党也创办了《中国工人》月刊。在军阀混战的缝隙里，多元的报刊各自宣传自己的主义，争奇斗艳，热闹非凡。与此同时，京师警察厅也发布公告：“舆论界对于各省军政事项，均应持以镇静态度，不得任意登载。”查禁图书、封闭报馆也是言论史上不断上演的丑剧。有压迫就有斗争，激扬文字、纵横论政的《京报》这一年就发表近百篇批评时弊、指斥权贵的时评和通讯。文学界《语丝》和《现代评论》也先后问世。前者的创刊人、主撰人是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等大学教授，主张“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好生活”。后者是郁达夫与创造社及太平洋社合办的，实际上主要撰稿人是胡适、陈源、高一涵等学者教授。其办刊宗旨，是“精神是独立的”，“态度是研究的”。这些期刊的出现，标志着当年的言论界是多元的。
是年4月，并未入流新文学运动大潮的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开始连载九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连载五十七个月，街谈巷议，轰动古城。近五年时间，无论寒暑风雪，每天下午两三点，便有大批读者，排在报馆门口，等待当日晚报发售。连载到第十三回时，由《世界日报》出版单行本，甫一出版，即告售罄。接连再版，仍被抢购一空。1927年将一集、二集合并出版，也很快脱销（《〈世界日报〉兴衰史》）。
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春明外史》，分上下两函十二册。读者争相抢购，轰动大上海。
北平、上海掀起《春明外史》的轰动浪潮，让张恨水暴得大名，风光无限。
《春明外史》写的是报馆记者杨杏园的爱情故事，而读者感兴趣的，是该小说鸟瞰北平市民生活的开阔视野，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的冷峻深刻。文中所涉，具有新闻纪实的特征，为读者提供社会秘闻野史般的价值。有人说该小说展现了一轴20世纪20年代北京全景式的风俗画卷。其间有军阀、官僚、政客、遗老、遗少的醉生梦死、横行不法，更有穷苦百姓的愚昧和痛苦。
有人将《春明外史》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对号入座，认为时文彦是徐志摩，胡晓梅为陆小曼，韩幼楼为张学良，魏极峰乃曹锟，何达是胡适，金士率则为章士钊云云。
《春明外史》连载过程中，还发生过“请命”风波，值得一提。报上连载到小说第二十一回，写到梨云身染重疴命悬一线时，读者纷纷给张恨水写信，求他笔下留情，无论如何别让梨云死去。甚至有些读者还给梨云开了治病药方，挽其性命。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证《春明外史》影响之大。太原交通司令潘宜之，有侧室郑秀珍，长得漂亮，且有文化，对潘素无感情。读了《春明外史》，颇心仪书中的杨杏园，爱屋及乌，对新闻记者大有好感。正巧，结识了当时名小说家张秋生的弟弟，太原报人张慎之。二人一见钟情，逃到北平，成为夫妻。张慎之入《世界日报》工作，同人便开玩笑：没有《春明外史》，岂有你们这段姻缘，张恨水是你的月老啊。
张学良读了《春明外史》，甚是喜欢，便有少帅来访张恨水之举。这在北平成为当时的美谈。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少帅很爱慕张恨水的才学，欲请张恨水到司令部当秘书。张恨水拱手婉拒。张恨水一家，人口多，经济尚不宽裕，张学良为接济他，责成有关部门授予他挂名“参事”，是只领薪水，不参政务的闲职。张学良原本想出自己的传记，一直无合适人选，希望张恨水妙笔生花，实现自己有传的愿望。张恨水见少帅如此信任自己，自然欣然允诺。但因时势政局不断变化，一直未动笔，即不了了之。到了1928年，张学良在沈阳办《新民晚报》，特函张恨水为他写一部长篇小说。张恨水念旧情，遂写《春明新史》，在《新民晚报》连载，给该报赚了不少人气。
《啼笑因缘》连载后，社会上有传闻说，小说中刘将军抢沈凤喜为妾，是暗喻张学良。又传说张学良闻知，摆下鸿门宴，请张恨水到奉天，拟报此仇。张恨水果真有奉天之行，但张学良非但并未加害，反而以礼相待。宴会上谈笑风生，特别还说起关于《啼笑因缘》暗喻之谣言。张学良开怀大笑：“无稽之谈！”然后当众授“东北边防司令部顾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事”两职给张恨水。自此，每月给张恨水薪俸一百银圆。
后来，张学良听信诬告，将法储会会长丁春膏下狱。丁夫人到处托人说情无果，便找到素昧平生的张恨水。急公好义、秉持公正的张恨水，给张学良致信，质问为何不经调查，听信诬陷，即抓人入狱。张学良对此函极为重视，下令彻查，发现丁春膏果然为人陷害，于是下令释放。
张学良因发动西安事变被蒋介石囚禁。1946年，张学良在软禁中给张恨水寄了两首诗。张恨水将诗发在他主编的《新民报》上，并写下沉痛按语：
客有从息烽来者，带有张将军新诗两首，真纯可喜，将军被羁十年矣！各方呼吁释放政治犯，将军甚至未被列归于政治犯之列，而谓以家法处之。十年来探视将军一家及其左右者，闻达百人。将军以钓鱼种菜为日常功课，晚间在菜油灯下读书精进。亦以此损害其目力，壮年之身御老花镜。将军之兵谏实为神圣抗战之直接动力。今日抗战胜利，而东北内战不已，将军积压息烽无以为力，其感慨将何如也！
1919年秋，张恨水从芜湖到北京，先后在北平《益世报》《今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及多家通讯社任职。他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有机会接触北平各阶层人物，了解各种社会新闻，积累大量丰富的素材，为小说创作提供了资源。《春明外史》便是如此。
《春明外史》在上海格外轰动，怕与小说“描写社会琐事，以朋友笑谑”的媚俗审美思维有关。更商业化的上海，对文学的娱乐性、趣味性看得更重。
《春明外史》在上海轰动，打破了京沪两地文艺相互排斥的格局。20世纪20年代，随着鲁迅定居沪上，全部由共产党员作家组成的创造社、太阳社也集中到上海，遂有左翼作家为旗帜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勃兴，上海成为新文学的堡垒。
但左联的领导受制于当时党内“左倾”路线，对左翼文学运动带来消极影响。他们忽视了北平这座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祥地并没有丧失自己的活力。培养文学新人的全国一流高校仍在，胡适、周作人、沈从文等人的周围，依然集合着一批进步的有创作水准的作家。他们虽然没有组织，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鲜明的特色。左联的宗派主义，排斥这些进步作家，造成上海和北平的作家的疏离，形成京沪作家各据地盘，各自为政，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北平的报刊少有向上海作家约稿的，上海的报刊更鲜有找北平作家征文的。张恨水的作品，打破了这一平衡。
1932年春，继《春明外史》后，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在北平《世界日报》副刊连载了六十四个月后，灿然收官。这是张恨水在报纸上连载时间最长、最为轰动，也是给张恨水带来更大荣誉的作品之一。
《金粉世家》借“六朝金粉”的典故，以豪门公子金燕西与平民少女冷清秋的爱情故事为主轴，深刻地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下贵族之家由盛而衰的命运，透视出官宦之家的种种腐朽、龌龊的生活与思想态貌。小说通过金、冷的爱情悲剧，探讨了不同门第的婚姻观、道德观和人生观是否可以调和的问题。小说篇幅很长，故事并不复杂，讲的是金燕西以各种手段骗取了冷清秋母女的欢心，然后未婚先孕，仓促成婚。但金燕西禀性难移，仍在外寻花问柳。金父暴死，更无约束，放浪无羁。见家境败落，遂又与新军阀之妹白秀珠勾搭，与冷清秋感情彻底破裂。在一场大火中，冷清秋携子逃离金府，始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小说围绕着金、冷的爱情悲剧，展示金府这个权贵之家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充满血腥的钩心斗角。作者在写金燕西之父国务总理金铨时，并未将他写成阴险毒辣或酒囊饭袋式的政界人物。金铨是一位顺应时代潮流、开明通达、胸襟开阔的人物，同时又是道貌岸然、在不同场合变换面孔的伪君子。二者的统一，使金铨并未成为象征性人物，而成了性格复杂的真实而鲜活的“这一个”。通过金燕西、金铨的塑造，写出了金家两代人在伦理道德畸变中各种矛盾和情感变异中的人性扭曲。在当时，小说已具有真正的文学意义，达到很高的水平。当然，小说为迎合读者趣味，在揭露权贵糜烂生活时，采用了自然主义的描写，其美学旨趣受到影响，但仍不失为张恨水的杰出作品。
《金粉世家》很快就拍成电影，电影院观众如潮。评书艺人改编成评书，天桥一带的茶社，听说书的人满为患，再加上广播电台广播，《金粉世家》家喻户晓。
如同说书之“无巧不成书”，《金粉世家》连载之时，也发生“请命”风波。老报人万枚子读到冷清秋在那场大火中携子出走，竟与夫人泣泪涟涟。读者读到颐和园昆明湖畔发现冷清秋丢失的鞋子，预感不妙，信函如雪片纷纷飞到张恨水那里，都不让张恨水写冷清秋殒命。当时北平著名画家许君武，也写信给张恨水，语气颇为不敬地指责他“笔下无情”。
鲁迅的母亲鲁瑞与街坊邻居一样，也是张恨水的忠实读者。从1934年鲁迅从上海写给母亲的信中得知，张恨水每有新作，鲁迅便购其书孝敬老母。信中说：
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读此信，让人感慨，母亲不读儿子铺天盖地的大作，反而偏偏喜欢不入儿子法眼的张恨水的作品。鲁迅自己不看别人的作品，却总有对“鸳鸯蝴蝶派”的讨伐和嘲讽。
1929年5月，经人介绍，几次赴沪的张恨水，与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相识。于是便有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自1930年3月起，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之事。
严独鹤生于1889年，卒于1968年。名桢，字子材，浙江桐乡人。也是一位在上海很有名气的通俗小说家。1922年在《红杂志》上发表的《红》和《月夜箫声》就是其代表作。《红》以委婉细腻的笔触，写了一个情节错综复杂的传奇故事。小说于淡淡哀愁的情调中，寄予对一个孤苦少女悲惨命运的同情，表达的是世俗化惩治感情不忠者的旧式主题。后被改名“女客串”搬上舞台的《月夜箫声》，表现一个吹箫女的喜、悲与哀伤的心境。小说情节曲折起伏，场面情景交融。箫声三吹，或幽雅，或幽咽，或幽细，情绪变化皆在其中，与当时这派小说的流水账式的叙述，大不相同。
两个审美趣味相投的文友一见如故，张恨水痛快答应严独鹤之请，将自己的新长篇小说《啼笑因缘》交由上海的《新闻报》连载。当然，这里张恨水也有自己的考虑。《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都是在北平的报纸连载，因与这座古城的精神气质相融，成了北平气质沉潜温和的一种小说流派代表，大受欢迎自有此因。但上海的通俗文学也有自己的“海派”特点，且也有一群如张舍我、周瘦鹃、包天笑、秦瘦鸥等作家，坐地为王。他要在上海滩闯出一番天地，必须靠自己的小说。他们提倡的“大千世界一情窟也，芸芸众生皆情人”（《爱之花·弁言》）的创作宗旨虽由“大团圆”转到“偶见悲剧结局”已有进步，两相比较，张恨水心中仍底气十足。但《啼笑因缘》发表后，在上海引起的甚于北平的轰动，他始料未及。话剧、沪剧、京剧、粤剧、评弹、电影纷纷移植，小说再版二十次以上，甚至让他有些震惊。
张恨水写《啼笑因缘》，缘于北平的一个新闻。一个姓田的旅长，看中了一个有姿色的唱大鼓书女艺人高翠兰，然后将她抢走。高翠兰父母向田索讨身价银两不遂，而将他告到法院。经审理，田被判刑入狱。高却对田有好感而不忘情，回到家中，常与父母哭闹，引起邻居和新闻界注意（《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
张恨水抓住这一生活素材，并加以改造。将本不具备悲剧品格的因素筛汰，颠倒违反生活本质真实的人物关系，使之符合社会本质真实，使小说获得质的飞跃。《啼笑因缘》写的仍然是爱情悲剧。爱情美好，却演变为悲剧，是社会的畸形和黑暗造成的。具有鲜明的社会悲剧特性。身处社会底层、幼稚柔弱的女主人公沈凤喜自身，有性格弱点，无力抗拒阴谋和暴力，但在尚师长的威逼之下，被掠入刘府后，还是发出“这是什么世界！北京城里，大总统住着的地方，都是这样不讲理”的怒吼，无疑是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和抗争。小说不仅写出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真挚，还揭示出这美好爱情的悲剧，正是社会的畸形与黑暗造成的，是反动军阀制造的社会悲剧。
细究张恨水的小说大受读者的喜爱，引起新旧文学阵营高度重视、产生社会轰动的原因，其实并无什么独门秘籍。说到底，张恨水的小说，是遵循文学自身规律创作的结果。首先，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叙事时讲究故事情节的跌宕和曲折；其次，注重人物的塑造，运用传统的神貌刻画，“以形写神”外，还融入了欧洲小说特点，加强人物心理刻画和地方风俗景物描写；最后，是语言既平白如话，又清丽流畅，摇曳多姿，特别是有北平的语言神韵，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比起当时所谓的“革命文学”的主题先行、苍白空泛，广大读者争看张恨水的小说，合乎逻辑。
但是，当张恨水到江南办事，目睹处处争看《啼笑因缘》时，真是受宠若惊。他所到之处，“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甚至让他匪夷所思。
笔者为写此卷准备资料时，发现《啼笑因缘》曾引发一场官司，伴着全民阅读《啼笑因缘》热热闹闹地折腾了一场。1931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购得《啼笑因缘》的电影改编拍摄权，并组成当时大热的明星胡蝶、郑小秋等为主演的强大阵容。孰料素与明星电影公司有积怨的上海大华电影公司的顾天为，闻讯后，速将《啼笑因缘》改编成剧本，在不违反著作权法的前提下，抢先在内政部申请到准拍执照。又与青帮老大黄金荣勾结，诱以高酬挖明星公司的主要演员。只有主演胡蝶恪守做人的道德和行规，不为所动。于是，社会上便有胡蝶与张学良在北平只顾跳舞行乐，不积极抗日的谣言广为流传。顾天为为了将胡蝶与张学良的绯闻坐实，很快又排成以胡、张传闻为内容的新剧《不爱江山爱美人》，在上海天蟾舞台公演。
张恨水素有正义感，他对将素不相识的张、胡硬扯在一起，诋毁两个清白的人甚为不满，于是站出来，公开支持明星电影公司。
次年6月，明星电影公司拍成《啼笑因缘》第一集有声电影。影票一抢而光。但南京大戏院座无虚席以待开演之时，一群法警突然闯入影院，要求立即停映。明星电影公司只能向法院交了三万元，影片方得以放映。其实，这都是顾天为在背后捣的鬼，他见又未得逞，便再请黄金荣出面，活动内政部下令《啼笑因缘》停映。在上海滩，法律只是一个摆设。后明星电影公司无奈，只能请更大的黑帮老大杜月笙出面斡旋，大律师章士钊任法律顾问，最后还是让大华电影公司敲了十万大洋竹杠，此案才宣告了结。呼呜，此不啻张恨水另一部小说是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举国震惊，国民愤慨。
在这民族存亡之际，张恨水道：
“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达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
张恨水虽有书生意气，但又是个不尚空谈、崇真尚实，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家。他仅用了两个月，就创作并自费出版了《弯弓集》。弯了弓射日，集子中的小说、诗词、散文、剧本，皆是以抗御外侮、激励民族奋勇抗日为主旨的。他在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今国难临头”，当“必兴语言，唤醒国人”。
上面所提《太平花》者，是当时与《满城风雨》同在报纸上连载的两部长篇小说之一。自九一八事变后，都陆续加入抗击日寇的内容。
1933年春，当局还未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形势下，张恨水根据在东北军当过连长的学生提供的真实故事，创作了长篇小说《杨柳青青》（又名《东北四连长》），“给大人先生一点讽刺”（《写作生涯回忆》）。又在创作《啼笑因缘续集》时，让主人公关寿峰、关秀姑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成为杀日寇而捐躯的英雄。
1934年春，张恨水还曾带一工友到陕、甘地区考察。走了二十多个县，目睹西北地区民众生活艰难的种种惨状，归北平后，创作了《燕归业》《小西天》等作品，尽力对社会上层黑暗、民生疾苦及社会多种矛盾进行揭示。
1935年，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请人带《春明外史》及《金粉世家》两部书并一封信，找到张恨水。请他“赐予题签，藉留纪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张恨水见信后，留下土肥原贤二交上的两本书，而取一本宣传抗日的《啼笑因缘续集》，在扉页上写了“土肥原先生嘱赠，作者时旅燕京”，交给来者。来者见题字，大骇，忙劝之，万不可开罪土肥原贤二，不然先生及家人将遭杀身之祸。张面带微笑，从容道：“土肥原有来恳我题签雅量，即有任题何签、赠何书之雅量。否则，王莽谦恭下士之状未成，而反为天下读书人笑也。”来人悻悻持书而退。
土肥原贤二拿到书，见题签勃然大怒，但表面却强装出大度之态。过两日，赞其书曰：描写生动如画，真神笔也！
为土肥原贤二题签之事，是否有演绎成分，不可考。但考张恨水之为人、性格，乃可采信也。君可读张恨水之《人·旗》《隔夜小评》两小文，便应信其真：
九月十八日，国耻纪念下半旗；九月二十一日，朱执信先生殉难纪念，又下半；九月二十二日，谭故院长逝世，又得下半旗。非但做中国人民忙，连做中国的旗子也升不起来。（《人·旗》）
在国画展览会里“偷”一幅《江山无尽图》，落一个“贼”的名称，不免到巡捕房里吃官司。索性去抢人家的“无尽江山”，那又怎样？（《隔夜小评》）
以张恨水之秉性，行文之辛辣，更知他仇恨日寇，做出戏弄土肥原贤二的妙剧，给沉闷的北平添些热闹，长长国人神气，好啊！
张恨水如此积极宣传抗日，心狠手辣的土肥原贤二怎能放过？他曾向北平的张学良正式提出抗议，并将张恨水列入黑名单，特高课随时可动手除之而后快。
1935年，秋风萧瑟中，在友人的劝说下，张恨水被迫暂时告别北平，到南京去。张恨水有诗记此事：
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从诗中可以读出，张恨水离别给他带来太多荣誉的第二故乡北平时，那深深的眷恋之情。
1936年夏，张恨水又推出《鼓角声中》《中原豪侠传》两部新书，在他和报人张友鸾合办的《南京人报》上连载。两书要么意在提醒世人不忘日寇侵略之威胁，要么告诉人们加强民族意识。短短几年，张恨水发表许多表现中国抗日的相关作品，兑现了自己在《弯弓集》自序中的“唤醒国人”的一介书生的庄严承诺。
“半是儒家半释家”
——《五十自寿》与重访日本“寻梦”的周作人
1933年4月，北平城风沙正烈。中国正是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昏黑的年头”。此年年初，胡愈之在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刊《东方杂志》策划了一个“新年梦想”的“征梦”活动。胡愈之在“征梦信”开头这样写道：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刺刀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
胡愈之的用意很清楚，既然“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真有一百四十二位名流学者，在《东方杂志》上诉说了二百五十个“梦想”。确为此数，非在此调笑。
鲁迅先生自然不参与“做梦”，他在《听说梦》中说：梦“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果然不幸言中，让这么多名流学者集体“做梦”，终究惹出麻烦。在各方高压之下，胡愈之被商务印书馆辞退。离他元旦写征稿信过了三个月。最先破梦的，不幸竟是提倡“做梦”的人自己。
周作人在八道湾的书斋无梦也无波澜。长女周若子病死后，周作人变得沉默而消沉。
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不少学人在宣武门外下斜街浙寺为李大钊举行公祭。在哀伤的氛围中，周作人带着一个花圈并奠仪十元，出现在公祭会上。为李大钊办公祭，周作人自然知道其政治目的，但他还是参加了，去告慰李大钊的英灵，死者毕竟是自己不多的朋友之一。而且，让他更悲哀的是，李大钊赴死，而身后萧条。
此前一年，周作人曾写信给胡适，希望出售李大钊的遗著，以帮助李大钊一家人摆脱经济困境。
公祭前几天，周作人曾致函曹聚仁：
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集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已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
后经反反复复议事，想了很多办法，刊印李大钊遗著，一直没有结果。
洒脱的周作人，同样也有陷入俗事的时候，老三周建人早就离京到上海工作，鲁迅又携许广平定居上海，西三条的老母只能依靠老二周作人了。
其实周作人主要是经常去西三条那里送生活费，顺便看看老母。若说悉心照料鲁瑞的，应该是鲁迅明媒正娶的夫人朱安、与鲁迅矛盾深重的周作人之妻信子。过去有许多文章站在鲁迅一边，极力诋诬信子的乖张，有意遮蔽信子的善良。
有一段时间，鲁瑞经医生诊断患了肾炎，医生嘱咐以西瓜为药。一试，果然见效。但夏秋两季西瓜好买，到了冬季何处去觅？这难坏了鲁瑞和朱安。信子为人聪慧，在朱安痛苦无法时，想出了一个办法，即西瓜上市时节，她和朱安大量买入，然后二人将西瓜汁熬成膏，密封于磁罐里，供老太太冬季用。
自鲁迅离开北京后，每逢年节，特别是鲁老太太寿诞之日，周作人和信子总会在一家有名的饭庄为母亲办一桌丰盛酒席，送到西三条。
鲁迅当然也惦记着老母，从不拖欠西三条的生活费一百五十元（或一百元）和家人的零花钱二十元，十年一直定时定量，物价渐涨，也从不增添。发生战乱，南北断邮，鲁迅还特意在北平朋友宋子佩处存了一笔钱，以备不时之需。当然，鲁迅对寄钱也会有些抱怨。比如1933年7月，周作人正为李大钊遗著出版无望而着急的时候，鲁迅给西三条的母亲写了一封这样的信，意味深长：
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
信中有股怨气，诸君自会看得出。鲁迅在上海，过着的当然不只是“中上”生活，他的稿费、版税，加上蔡元培给他安排只拿薪水不必办事的可观收入，每月给老母还有他死不认账的法定媳妇朱安的生活费，本区区小数，何至抱怨？
大约在1931年，“吾家予同”还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闻之，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此语“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周作人说的是事实。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学队伍急遽地分化改组，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随时代前行，但像周作人这类作家，却未跟着时代步伐前进，而是从“站在歧路的中间”，走上一条倒退之路。他在1928年发表的《闭户读书论》一文中说：
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闭门读书，并无过错，但在新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躲进书斋，自有逃避之嫌。1930年他又有《草木虫鱼小引》发表，文中说：
我个人却的确是相信文学无用论的。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无论那一边是左是右，都没有什么关系。
又两年后，他在北平辅仁大学讲课，后将讲稿加工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由人文书店出版。书中102页，有这样的话：
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
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成书，非周作人有意为之。辅仁大学英语系一年级学生邓广铭，听完周作人六次演讲后，将完整记录拿给周作人，希望校正。周作人六次演讲，并无讲义，连提纲都没有，见邓广铭绝少错误、条理分明的记录稿，甚是惊喜，稍加校改就交给人文书店出版。该书得稿费七百大洋，周作人都交给邓广铭，说这是他应得的酬劳，邓广铭拿去买了一套线装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凡听过周作人演讲者，无人不知满腹经纶的“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文章写得漂亮，“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曹聚仁语）。与周作人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的散文风格相比，他的口才，就实在不能恭维了。“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二十余人罢了。”（柳存仁语）邓广铭能耐心将周作人带着浓重绍兴乡音且干巴巴的表述听下去，并做了完整的、有条理的记录，这真让周作人大喜过望。他欣然将稿费全部赠予，实际上是一种报答。
周作人停下前进的脚步，向后倒退，遭到不少新文学作家、批评家的批评。但他并未改弦更张。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出版了《永日集》《看云集》《苦口甘口》《书房一角》《夜读抄》《苦茶随笔》等十部散文集。从艺术上看，依然是闲适和洒脱、幽默和谐趣，但作品的战斗气息日渐淡薄，苦味、消极、颓唐越来越浓。虽然周作人依然是“京派”作家的主将。但随着沈从文的崛起，周作人的星光已见黯淡。
1934年，夏衍称该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进步的作家，奋而与之抗争。这是胡适等作家、学者“彼此共同负责”联手争取言论自由的时代。
3月5日，沈从文在《国闻周报》上发表《禁书问题》一文，对国民党当局禁书提出质疑，更令他痛心的是“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
3月，陈独秀身在上海狱中，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独秀文存》第十版，始无前例地印了两千册。后南京最高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作人迎来了他的五十寿辰，自然有一番感慨，我们不妨读读他的两首自寿诗。两诗发表在该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上，冠以“五秩自寿诗”的大标题，并附以周作人大幅照片。此举乃林语堂精心操办，同时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三人的《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
周作人自寿诗一曰：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诗二曰：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一眼便可看出两诗所咏“出家”与“在家”，写的是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境。这种矛盾，不仅仅属于周作人个人，更属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集体。他们在五四时期培植出的“主义”和信仰，随着历史和时局的深刻变化。看似他们转而追求闲适，甚至心向佛禅，但灵魂里却有太多的苦涩。
钱玄同率先和诗抒怀：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没袈裟。
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与周作人的闲适与消极相比，钱玄同的诗中，有与旧文化搏杀中的快慰和豪气，战斗精神还在。虽然他说这诗“是自嘲”，“火气太大，不像诗而像标语，真要叫人齿冷”。真有点“自嘲”的味道，但战士的灵魂没有蚀尽。
林语堂以其诙谐个性，有《和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岂明老人五秩诗原韵》，轻松有余，苦味不足：
京兆绍兴同是家，布衣袖阔代袈裟。
只恋什刹海中蟹，胡说八道湾里蛇。
织就语丝文似锦，吟成苦雨意如麻。
别来但喜君无恙，徒恨未能共话茶。
胡适作为周作人的老朋友，新文化运动时的老战友，在周作人五十大寿时自然也以和诗来祝贺，有《和苦茶先生打油诗》《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两首诗助兴。
其一：
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倽袈裟。
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其二：
老夫不出家，也不着袈裟。
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
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
胡适在《致周作人书》中自注曰：“昨诗写吾兄文雅，今诗写一个流氓的俗气。”从诗中，我们可以读出胡适对闲适、消极的周作人，并不赞同，甚至有嘲讽、批评的味道。二人对人生的选择也大相径庭。
曾把周作人聘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蔡元培，是讲究朋友之道的，也从外地寄来和诗三首。这里只选一首《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
（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幺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
（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
（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蔡元培的诗，如其人，豁达、大度、有童趣。但周作人读了前辈同乡的诗后，有异乎寻常的反感，竟然不予与其他友人的诗一起发表。直到几十年后，靠写介绍鲁迅有关文章苟活时，为了赚取稿费，才翻出蔡先生的三首诗发表。发表时，周作人特别介绍道，“署名则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
当时按住不发的原因，周作人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知堂回想录》中揭晓：蔡元培“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此非由衷之语，他与其阋墙兄长在对待一直扶掖他们上进的蔡元培的负恩、仇恨，何其相似乃尔。其实，周氏兄弟反目，貌似成为仇人，但因同一骨血，同一文化人格，他们的骨子里的兄弟情，从未断绝。鲁迅在上海读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之后，深有感触，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
对此，后来周作人说：“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时，曾抄录了署名“巴人”所写五首《和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寿诗原韵》，和诗的目的很明确，有“刺彼辈自捧或互捧也”者，如：
几个无聊的作家，洋服也妄称袈裟。
大家拍马吹牛皮，直教兔龟笑蟹蛇。
有“刺从旧诗阵营打出来的所谓新诗人复作也”者，如：
失意东家捧西家，脱了洋服穿袈裟。
自愧新诗终类狗，旧诗再作更画蛇。
有“刺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也”者，如：
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
既然非驴更非马，画虎不成又画蛇。
此外，还有两首，一“刺疑古玄同也”，一“刺刘半农博士也”。谩骂鄙陋，不值一提。
胡适将“巴人”的“和诗”，抄给周作人，并非赞同“巴人”对周作人等的粗俗的讥讽，但借此敲打一下过于消极的周作人的用意是有的。周作人对此信表现得很淡然，正如他与胡适间的友谊。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吐露这种感情，说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但令周作人没想到的是，《五十自寿诗》竟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风波。首先发难的是，《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廖沫沙署名埜容的文章《人间何世？》并附和诗一首，中有：
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
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
接着，胡风出马，他无和诗雅兴，以一篇《“过去的幽灵”》直截了当地批评周作人，当年为诗的解放而斗争过的《小河》的作者，现在居然在这里“谈狐说鬼”，“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指出这是周作人“内心的幽灵”又复活了。
姑且不论胡风对《五十自寿诗》的批评是否正确，这类以革命为旗帜的文艺批评，一直存在脱离文学而多做政治批判的先天性不足。连周作人表现闲适、雅趣生活的作品都要简单粗野地讨伐，“革命文学”之路，只能越走越窄。
笔者以为，这次由《五十自寿诗》并引出一干文人朋友的和诗，可视为对那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一次审视，诚如评论家钱理群所说，从他们的诗中，可见“有无可奈何中的自嘲，有故作闲适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叹息，拼命向前的挣扎”。
然而，带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世界，既得不到同时代革命作家的认同而遭受大肆批判，时至今日，仍得不到某些文学史家对过去错误判断的匡正。
就在胡风诸人以猛烈批判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为先导，开展一次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交锋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如前文所述，鲁迅突然站出来，替弟弟主持公道。
1934年4月30日，鲁迅在《致曹聚仁书》中说：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鲁迅为其弟辩护，理与情皆站得住脚，但何苦非要顺带骂与之不睦的同类呢？
《五十自寿诗》风波之后的夏天，周作人利用暑假，有了为期近一个月的第三次日本之行。鉴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已十分紧张，周作人此番赴日，自然十分引人注目，也会引起种种猜想。
读过周作人文章的人，都会知道他对日本是深有感情的，甚至将日本视为“第二故乡”，胜于曾读书的杭州和久居的北平。对有六年读书时光的东京尤为怀念，有他写的《药堂杂文·留学的回忆》一文为证。甚至到了古稀之年的他，还充满深情地回味东京特有的温馨（《知堂回想录·日本的衣食住》）。
按一些人的说法，周作人此行仅仅是为了“访旧”和“重温旧梦”。甚至还扯出并极力渲染周作人当年留学时的一段情缘。当年，他到二丁目的伏见馆去买书，结识了馆主人之妹乾荣子。乾荣子或给客人端茶，或帮人拿书，一双赤足，轻盈地在小屋里走动……不错，查周作人1937年5月24日日记，确有关于梦见乾荣子的记载：梦中，乾荣子“问陋字如何写，末有一竖否”，周作人答，“君写字必精进，何不为书一纸，即‘色纸’可耳”。为此梦，晚年的周作人和夫人信子经常争吵。由此就断定周作人到东京圆梦，就未免荒唐。
另一种揣测，说此次访日，“主要是追怀与寻访明治文学”。似也不太搭调，明治时代早已过去，周作人年轻时所景仰的明治时的文学大师夏目漱石、森鸥外等早已先后辞世，仅存的谢野宽先生，在外避暑，未能谋面。仅见到被他称作“自明治以至昭和，一直为文坛的重镇”（《立春以前·明治文学之追忆》）的岛崎藤村先生。一次是在日本中国文学会的宴会上，一次是藤村约友人小酌。那时藤村已六十三岁。此外，还见到老朋友武者小路实笃。仅此而已。故寻访明治文学之论也不足采信。
倒是偶遇郭沫若，有些许戏剧性。自20世纪20年代始，因二人个性、文艺观有所不同，二人曾有过几次文字之争。1920年10月10日的《学灯》上，同时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波兰小说《世界的霉》、鲁迅的《头发的故事》，还有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对此，心高气傲的郭沫若甚为不满，他在给李石岑（《学灯》编者）的信中说：“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此当时著名的“牢骚”，系指周作人，引出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争论。郭沫若后又批评周作人重译的《法国的俳谐诗》，“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文坛之外”（《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
对周作人不予回应，钱玄同、郑振铎诸友既为之愤愤，又为之怨怨。那时，文人之争，有时如小孩过家家，无理取闹，意气用事者多。周作人不予回应，或许是最聪明的对应之法。周作人比郭沫若大度。1922年他在筹办北京大学日本文学系时，曾邀请过刚从日本医科大学归国的郭沫若到系任教的计划，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令二人没想到的是，有过笔墨之争的冤家对头，竟在日本的一次友人聚会时不期而遇，互睹尊颜。周作人在7月30日日记中，有“郭沫若君同其四女来访耀辰，共谈良久而去”的记载。此后又有多次会晤。从各自的日记可证，周、郭二人的恩恩怨怨有所消弭。
回过头来，再说周作人日本之行的目的。笔者以为，“访旧”“重温旧梦”皆有之。要紧的是，人们对周作人此次访日的结果有所忽视。中日两国交恶，日本正一步一步推进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以日本之强大、中国之孱弱，战争全面爆发，其结局，重游日本的周作人心中是有数的。他脱去老僧的袈裟，身披日本太阳旗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重访日本，然后走向深渊，这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
“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国事日蹙，胡适创办《独立评论》
1932年伊始，《中学生》杂志向鲁迅问曰：“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你将对他们说些什么？
鲁迅做出这样的回答：
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对中学生说要“争取言论的自由”，有些难为孩子，但鲁迅说出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及道义的选择。
其实，如前所述，早在两年之前，胡适就出版了《人权论集》，不仅要求言论自由，而且“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人权论集·序》）。是年7月15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报纸如何可以为民众说话》，批评国民党摧残言论。7月24日，又在社评《言论自由与立言之态度》中，明确指出“锢闭思想、干涉言论”是国民党政治上最大的失策，号召民众为言论之自由奋斗。胡适称之“中国新闻报纸以天津为第一”。
10月，胡适就言论自由发表谈话，提出：取消一切新闻检查机关，报纸新闻不得限制，党部宣传部对言论，可提出纠正或辩论，而不得以其他方式干涉。
1931年年底，胡适断然拒绝李石曾邀其在行政院任职的请求，在回信中说：
我所希望者，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想想，替人民说说话。我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过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想参加实际的政治。
胡适以这样的诤言，回击一些别有用心者对他的诋诬，严守政治贞操，“爱惜羽毛”是也。
上面所述，对比鲁迅要中学生“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要深刻有力得多。可喜的是，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在反对国民党“锢闭思想、干涉言论”之战中，没有太多的分歧，甚或结成了统一战线，相较之下，自由主义作家的炮火更猛些。
民国二十一年（1932）10月15日，早在1929年被共产党开除的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在南京军政部法司候审。胡适积极参与营救，不成，便请求当局将陈独秀案由军法司移交司法审判。营救期间，他特意在北京大学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充分肯定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甚至对他将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的实践，予以高度赞誉。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还没有哪位“革命文学”史家，有这样深刻的眼光。
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上，专门发表了傅斯年的《陈独秀案》，为陈氏辩解。指出陈独秀“背后无疑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白色的或赤色的”，要求当局“给他一个合法的公正的判决”。被鲁迅多次抨击的傅斯年，在文中还为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的牺牲正名，说“他死在帝国主义与张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国民党‘清共’之前，然则他虽为共产党而死，也为国民党的事业而死”。是被害，而不是“就刑”。
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积极营救和褒奖，令狱中的陈独秀深为感动，是年的12月1日，他给胡适写了一封感谢信，最后说：
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传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
信中借“不废江河万古流”句，赞扬了胡适的学识和人格操守，感慨自己的历尽沉浮沧桑、政治坎坷的命运，表达了对老友人生道路选择的由衷企慕。
胡适在当“王者师”的立场上，一直坚持在“山野”不参加政府的清流姿态。比如，1933年春，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曾多次力邀胡适“出山”，参加政府工作，其言辞恳切，态度谦恭。胡适不为所动，恪守诺言，予以回绝。表现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坚持做“王者师”的思想领袖，意识到对国家民族肩负的历史责任。他在4月8日致汪精卫的信函中说：
与先生一同为国家服劳出力，无论谁人都应该感觉这是最荣幸的事。但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此函，符合他的为人处世态度，话语间混有谦冲客气，也并不掩饰自己发自肺腑的真话，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愿意做国家政府的“诤臣”“诤友”。有人借此攻击胡适骨子里与国民党站在同一政治立场，而忽略了胡适与国民党政府的心理距离和思想哲学上的深刻歧异。不要忘记，没过去多久的那场胡适发动的人权运动中，胡适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激烈对抗的风波。胡适不信任国民党政府也是事实。但悲剧是，正如《胡适传论》的作者胡明所说，“胡适所扮演的‘诤臣诤友’角色，无疑也是最典型、最纯正、最有风骨气节的（胡适常批评‘南京政府的大病在于文人无气节，无肩膀’）”。胡明在书中“举了一个实例”，说1934年2月5日，胡适与孙科有一次谈话。
胡适对国民党政府、领袖与群臣进行了批判和劝谏。其中说蒋介石一人专政，操纵一切，虽“人人皆认为不当，而无法可以使抗议发生效力……蒋介石赶来开中政会，他主席，精卫报告，全会无一人敢发言讨论，亦无一人敢反对”。胡适问道：“你们一班文治派何这样不中用？何不造作一种制度使人人得自由表示良心上的主张？”可见，胡适对国民党内的文人是鄙视的，对国民党也不存幻想。
1934年4月9日，胡适的日记载有：“近几个月来，《独立》全是我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独立》工作，夜间总是写文章到次晨三点钟。冬秀常常怪我，劝我早早停刊。我对她说：‘我们到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做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分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
1936年1月9日，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重复了日记的内容，他对日渐消沉的老朋友说，自己所以努力工作于《独立》，“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其意自明。
《独立》者，《独立评论》之谓也。创刊时，正值淞沪战事结束，“上海停战协定”签订。
胡适重返北平。九一八事变爆发，一·二八淞沪战起，伪满洲国在日寇卵翼下成立。接着，1933年春，长城决战，热河沦陷，“塘沽协定”签订……
胡适悲愤地叹喟：“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
胡适的好朋友丁文江等，不甘当“饭桶”，他们能为国家出力的，唯有利用文学艺术，进行舆论动员。他们决定创办《独立评论》。后来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写了创办《独立评论》的经过：
《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其实，在议论办《独立评论》时，胡适和丁文江并不主动，甚或有些犹豫。《新月》的黯然陨落，办《努力》周报的艰难，他们有太多的体会。当然，这办刊物的种种苦处，并未浇灭他们心中要为民众发声的火种，于是在蒋廷黻、翁文灏、任叔永、傅斯年等一干老朋友的推动和坚持下，胡适和丁文江为民众说话的良知、责任之火，又熊熊燃烧起来。接着，按办《努力》周报的旧例，每位社员每月按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出资，共筹集四千二百零五元，足以保证《独立评论》面世。
一直在胡适家担任《独立评论》编务、发行及校对的章希吕，在1936年3月23日日记中记有一详细基金总表。其中，出资最多的是顾湛然五百二十元，依次是胡适、任叔永各三百六十元，吴陶民三百四十元，最少的周眉生一百八十元。其中还有张奚若从《努力》借的五百七十五元，也划入《独立评论》。
在胡适等人悉心的筹备下，《独立评论》终于在1932年5月22日出版。
胡适为刊物写了《引言》，阐明其宗旨和方针：
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果然有人根据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思考的结果了，而且是批驳胡适的。有位叫申寿生的，在《独立评论》发表一篇挑战胡适的文章。一字不漏发表此文的编辑，正是被批评者胡适。胡适非但不介意申寿生出言尖刻不逊，还称他为“可爱的纯洁的青年”。过了一年，又是这位申寿生，再次写文章批评胡适关于学生运动的观点，说胡适这些观点，是“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此文又经胡适之手，发在《独立评论》上，并在“后记”中，写下这样一段令人感动的文字：
寿生先生是北大一个偷听生，他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从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爱护北大，也爱护学生运动。
《独立评论》“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越办越好，胡适的“敬慎无所苟”的言论态度与办刊方针，深受读者喜爱。发行量“增加了一万”，这在当时算是极畅销的明星期刊了。
当时，同人刊物不少，鲁迅等人办的《莽原》诸杂志，大都是同人合办。而《独立评论》同人撰稿，不收稿费，在自己园地里说自己要说的话，既不肯迁就低级趣味，不肯滥用名词，又无麻醉性、刺激性和消遣性，这样的期刊为数不多，甚或独树一帜。
《独立评论》自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因卢沟桥事变、北平战事吃紧而停刊。据胡适自己统计，该刊共出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一千三百多篇文章，皆是自由发表政见，自如批评政治、政府为内容的檄文，社会反响很大，有口碑。胡适自称“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
因为《独立评论》对政府当局有激烈尖锐的批评，曾在1936年12月，被宋哲元将军主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查封。胡适旋即利用新闻界表示抗议。以胡适的人望和社会影响，再加上各界人士的帮助，三个月后，《独立评论》复刊。
1952年，胡适在《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中说：
宋哲元在北方的时候，那时是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我新从国外归来，一到上海就看见报纸上说“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独立评论》封了”。这是因为我12月1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那时我也抗议，结果三个月后又恢复出版……为什么那时我们的报还有一点言论自由呢？因为我们天天在那里闹的。假使说胡适之在二十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们自己去争取得来的。
《独立评论》所发表的文章中，第十一号丁文江的《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值得特别重视。这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在国民党大肆“围剿”共产党的政治背景下，提出让共产党“有对于人民宣传他们信仰的机会，使他们有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共产党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等政治主张。文中，丁文江还写道：“平心而论，假如我今年是二十岁，我也要做共产党，也要闹风潮。”
《独立评论》发表丁文江这样的政治主张，无异于公开挑战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可看到丁文江们对共产党潜在的同情与景仰。但史家们一直遮蔽这些历史。
丁文江这篇鸿文，引来了一个叫季廉的人的痛斥，此公反对“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而主张国民党式的“严刑峻法”。胡适参与了讨论，旗帜鲜明地站在丁文江一边，并提出要建设一个“有计划、有力量的政治大组合”，“监督政府不使他腐化”。指出国民党的一些狭窄的小算计，很难负担起真正建国的大责任。
早在《独立评论》第六期，有胡适与丁文江合写的《所谓剿匪问题》，就表达了他们对国民党“剿共”政策的态度。文章说：
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政党……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
在《独立评论》第十一号，还有蒋廷黻的文章《对共产党必须的政治策略》，建议承认共产党占领区现状，但在国民党控制区“实行和平土改，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党纲”。
从上面的文章中，我们看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像当时鲁迅所痛斥的，是一群“资本家之乏走狗”，也不是后来大部分文学史家定性的，是“反动的知识分子”。事实是，起码在那个国民党大肆“剿共”的年代，胡适们是同情共产党的，并站出来仗义说话的。
这里还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们，非但没有视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敌人，还把他们当作可以信赖的朋友。1937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郑重讨论了《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使国民大会建立起民主统一的政治基础。
《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由西安投稿到北平《独立评论》。虽然因此文已在1937年5月1日在边区《解放》杂志的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不便再在《独立评论》上登载，但胡适却发表了陶希圣之《论开放党禁》一文。该文提的三条意见：一、国家不可以反，国民党可以反；二、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三、“是党就可以合法，是党就可以当选”。《独立评论》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是的，《独立评论》在黑暗如磐的时代，是社会精英、民国清流独立发表见解的平台，是知识分子表达理性思考的阵地。因为他们独立的声音，使昏暗罪恶的王朝天幕下，闪现出瑰丽辉煌的光与色。
这也是胡适生命长河中，最具生命力、战斗力和深刻理性精神的最为澎湃壮丽的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