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琦摇摇头，“我不要片酬，完全友情出演。”
林湛也不打算要，黎苏肯浪费时间帮他，他怎么好意思要片酬？
“这样吧，票房分成，你们，“这几天准备准备。”
“名字定了没？我今晚录节目，我总得知道电影的名字。”
段琦第一次见黎苏真人，这个曾经与林湛齐名的演技派影帝，在事业高潮期毅然决然的放弃表演，当起了导演。
黎苏抓抓头发，他头发有点长，转业之后，越来越不在意外形，“我还真没想过名字这个事儿……我每部电影最头疼的就是起名字……”
“要不就编剧定的那个名字，”段琦合上剧本，“《夜》，就挺好。”
电影剧本的原型，是黎苏留学时认识的酒吧老板。黎苏曾约老板与林湛见过一次。
老板姓什么，林湛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半头白发与沙哑的嗓音，几十岁的年纪。
他听说林湛要演他的人生经历，激动的拉着林湛一下午把他的经历讲了无数遍，饶是林湛手术后记忆力不好，听了一下午也记住了个大概流程。
这位老板在青春年华，考上了当地有名的一所艺术学校，学习导演专业。起初的校园生活波澜不惊，他贫穷，打三份工，赚自己的学费，成绩相当不错。
直到他认识了全校最受欢迎的教授，面瘫，英俊，有着殷实的背景，手里握着大把的制片资源，常带着不规则棱角眼睛框，系着波点形状的领带。图书馆自习室，他夹着三本书，走到年轻老板的桌子前，用最朴实的自我介绍的方式，开始与自己的学生攀谈。
他们的相遇越来越频繁，老板发现自己的见解与教授的理解非常相似，直到有一天，教授说，“我买了本书，想送给你，忘记带了，你今晚到我家来吧。”
老板如约而至，那是一座华丽如宫殿的别墅，他小心翼翼的坐在沙发的一角，生怕刚打工的餐馆里染在衣服上的油烟味儿，弄脏了这洁白的沙发布。
教授穿着松松垮垮的睡衣，把满满一杯香槟酒递给他。
老板记不得那晚发生了什么事。等他醒来的时候，自己躺在一张大床上，床上放着一箱子钱，就是电视里贩毒团伙经常提着做交易的那种密码箱子。身体的不适让他或多或少的明白，教授对他做了男人对女人做过的事。
换做旁人，或许第一反应是拿着钱接受，多少人辛苦一辈子也看不见那么多的钱。可他没有，他忍着疼，去最近的医院验伤，然后带着验伤报告报了警。
第二天，他收到教授的电话，“我们谈一谈。”
这一次，两人在公共场合见面，教授开诚布公，他是个同性恋，他喜欢漂亮的男孩子，就像老板这样的。如果钱不够，他可以给更多。他不止一次的做过这样的事，老板是唯一的一个，选择报警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报警也没有用处，因为法律里，没有猥亵男性这一条罪状。
老板把咖啡泼到教授洁白的衬衣上，头也不回的离开。报警的时候，警察就这么对他说过，无法立案，也没法走民事诉讼打官司，因为没有法律根据。很多时候，法律并不等同于正义，甚至与正义相互抵触，他会成为违法者的保护伞，无论何时，世上都存在法律无法涉及的边缘。
老板徘徊在马路上一夜，终于说服自己，再次接受世上的不平等。可第二天，他刚到宿舍，辅导员找到他谈话，说校园流传风言风语，他是同性恋，他想勾引教授，他给学校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必须要退学。
漆黑的夜，无数媒体与采访车在校门口徘徊，老板拖着行李箱，惆怅的离开学校的大铁门。
电影的结局，最终定格在老板在西藏地界开了个青年旅社，与来往过客亲切的交谈。岁月的流逝已经带走了不好的记忆，无论生活有多苦多累，人还是要活着的。如果没有光明，那只能行走在黑夜里。
黎苏为了过审，改了无数次，比如说删除了那个他在行李箱里塞满了酒精，想与教授同归于尽，半路上被仪器检测到，触犯了法律而被抓进拘留所的片段。
黎苏当年邀请他演的时候，曾坚定的说出他喜欢这个剧本的立场，他拍电影不是为钱，只是想拍出一部影片，电影里折射出社会的毛病，电影能引起社会的重视，能推动社会的而进步，给与那些无助的群体，哪怕一点点缥缈的希望。
当代电影最缺少的，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弊病反思，即使很多电影打着社会底层关爱的旗号，却往往只关注病态的个人，而非一类人，人性是有了，社会性却很淡。